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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劉尚希:實現財政政策的更可持續

    • 作者:
    • 來源:北京日報
    • 發布時間:2021-05-10 13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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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【概要描述】

    劉尚希:實現財政政策的更可持續

    【概要描述】

    • 分類:學者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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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來源:北京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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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21年是“十四五”開局之年,財政政策如何調整完善,需要從“十四五”甚至更長遠來看待。如何合理權衡各種風險以及怎樣處理多重目標之間的關系,成為當今財政政策面臨的新課題。簡單來說,就是要在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之間進行權衡,尋找一個更加合理、更加安全的風險組合方式。這個組合不是一成不變的,而是會根據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之間的權衡結果發生改變。這也決定了財政政策必須根據公共風險特征及其構成進行相機調整。比如,在疫情沖擊下,一些涉及企業減負、稅收減免、特別救助等財政政策,短期內對保市場主體、保就業,助力消費、經濟復蘇具有明顯效果,但持續效果非常有限。因此,2021年財政政策應該更多轉向宏觀層面,推動各項改革,重點聚焦于化解具有整體性特征的公共風險,穩住經濟社會信心,努力避免微觀經濟活動的內卷化,以及市場主體對財稅政策的過度依賴。

     

      面對公共風險不斷迭加、演化的復雜局面,要實現財政政策的更可持續,其基本前提是必須守好風險底線,實現支出規模、結構與政策力度、方向的匹配,為對沖公共風險創造條件。也就是說,財政政策必須跳出傳統思維,轉向風險思維,重點考慮如何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和公共風險的演變特征相匹配,并依據底線思維對各類風險進行系統性、前瞻性分析研究——搞清短期、中長期主要風險點在哪里?財政應該做哪些事情,不應該做哪些事情?最壞的情況是什么?形成公共風險情境圖,為對沖各類公共風險提供指引。

     

      要實現財政政策更可持續,拓展政策空間,必須加大改革力度。

     

      一是要積極推動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劃分改革。在我國區域分化以及央地財力事權難以有效匹配的情況下,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,需要轉變思路,重點放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上來,適度加強中央、省級事權和支出責任,為財政綜合統籌和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提供條件。這是財政更好對沖公共風險的一個制度前提,也應是2021年乃至“十四五”期間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。疫情期間加大轉移支付力度,是在事權劃分和支出責任一下子難以調整的情況下作出的抉擇。但規模越來越大的轉移支付也會衍生出新的風險:錯配幾率加大。為降低這種錯配風險,必須加快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。

     

      二是推動科技體制機制的改革。針對我國創新能力不足,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、關鍵核心技術存在“卡脖子”等問題,除了進一步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財力保障之外,更重要的是加快科研單位體制改革,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。若體制機制不改,僅僅依靠政府增加資金投入,很難達到激勵創新的政策目標。這種風險的防范唯有依靠改革。

     

      三是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,離不開政府債務管理改革。一些地方開展的債務化解工作,主要是在遞延風險或是轉嫁風險,未從根本上對沖風險。一方面,進一步完善對地方債務風險的動態監測方式方法,壓實省級政府的主體責任,避免風險向企業、地方金融機構甚至社會公眾轉移。另一方面,應加快政府債務管理體制改革,防范政府債務地方化衍生的整體債務風險加大。在債務結構的安排上,可考慮壓縮地方專項債規模,適當增大中央舉債力度,減輕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。

     

      四是以改革方式優化調整財政支出結構。樹立以人為本的財政投入理念,推動財政資金基于人口結構及其區域分布特征進行動態配置。另外,推進轉移支付從傳統的向農村、中西部等地域的靜態傾斜,轉向基于人口流動、人口分布變化的動態傾斜,實現轉移支付“跟人走”,防范基本公共服務與人脫節的風險。

     

      五是進一步完善財稅政策的調整方式和跨期統籌力度。按照中央提出的“不急轉彎”要求,對現有眾多財稅政策措施進行系統梳理,既要繼續保持和鞏固部分優惠性幫扶措施,又要有序退出部分階段性政策,盡量減少短期的“調控性政策”,擴大具有長期效應的“制度性政策”,推動全國統一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形成,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更加穩定的政策預期。

     

      (作者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、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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